3月8日，马航MH730航班失联。得到消息时，我正在梅地亚中心采访外交部长王毅的“两会”新闻发布会。发布会结束时，王毅向在场的记者表示，将立即着手处理失联航班的事宜，不便在发布会现场停留继续回答记者追问。

 

我也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失联航班上中国乘客家属的聚集地——北京丽都维景酒店。在以后的十多天里，我几乎天天泡在那里，在闷热的、弥漫着悲伤、忧郁并夹杂着忿怒气氛的酒店狭窄走廊里和无数记者挤在一起，尝试尽可能地采访拍摄到有新闻性的画面。

 

处于新闻现场的摄影记者，在采访灾难事件时，常常处于两难境地，被卷入争执的漩涡。身为记者，如何保持冷静，如何保护自身的安全、如何保持自己“旁观者”的身份非常重要。3月9日，即马航航班失联第二天，傍晚时，我和众多记者在家属区的通道大门外守候。突然，门开了（这个大门由饭店工作人员把守，所有记者是不让进的），一名男性家属站在门内冲我喊：“你进来！”我一时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但还是进去了。结果大门关上，门后的两个工作人员质问我：“谁让你进来的？！”我指指那位家属：“他让我进来的。”“不行，你立即出去！”可那位家属坚决不让我出去，强调是他让我进去采访的，因为家属们对马航的态度非常不满，希望媒体能报道一下。随即这位家属和饭店的工作人员争执发生身体冲突。我一看情况不对，立即表示不采访了，走了出去，外面的记者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都非常好奇地问我：“怎么回事？里面什么样？”几分钟后，那位家属再次拉开门现身，冲着门外的记者群大喊：“香港的凤凰卫视在吗？”无人应答。我们的文字记者立即抓住时机，说：“我们是香港的《南华早报》，让我们进去吧？”结果我们终于进入了家属休息区。那个家属坚决地跟我说：“你不能拍我，不能拍家属！”我也只能听从要求，拍马航的工作人员，或者从家属的背面拍休息区的大全景。

 

没想到，两个星期后，我再次因为家属的“点名”而成为“现场焦点人物”。3月25日，家属们步行从丽都维景酒店到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外抗议。为了维护现场秩序，所有记者被拦在了外面。几名家属穿过武警、警察和保安几道防线，走到记者区。我当时站在一个采访用的梯子上，旁边是路透社的摄影记者。那个女家属高声问我：“你是中国人吗？！你为什么不过去采访我们？！”我表示记者不让过去。她和同伴就伸手过来拉我，将我从梯子上拽下来，强行拉着我要冲过防守线。结果保安和警察就将我围了起来，我身后是想强行将我拖进去的家属，前面是坚决阻止我进去的警察和保安。我就这样被双方撕扯、争夺，有一家外通社的摄影记者将这个场面拍了下来，还发了稿。最终，虽然被家属们埋怨中国记者不敢采访中国人，但我算是安全地回到了原地。

这次采访，从新闻摄影伦理道德的层面，中国摄影记者后来受到了国内读者的极大质疑：“你们凭什么拍家属？！”

（2014年3月25日，马总理宣布飞机落入南印度洋次日，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、《洛杉矶时报》和英国《卫报》在头版刊登了图文消息。）

 

电视记者，为了能做专访，在家属进出时，会问：“您是家属吗？能接受一下采访吗？”可是摄影记者怎么去问呢？他只有举起相机拍照。如果家属对被拍照表达出反感，那我们就不拍了，尊重家属的意愿。现场摄影记者那么多，从属不同的媒体，你不拍了，别人拍了，几分钟后在网络发布出来，无疑会给没有拍的摄影记者造成压力。现在很多事件都有现场直播，编辑在办公室看着电视直播，你遵从了新闻摄影的伦理没有拍照片，如何让编辑理解你的处境是很重要的，前后方应该对此有一致的看法。当然不同的媒体对伦理道德有不同的尺度。就是同一家媒体，对不同的采访对象，也有不同的标准，不可一概而论。例如，我2003年在纽约《每日新闻》做摄影记者的那段时间，一天一个摄影记者赶上纽约车祸，拍的照片里，根本没有车祸的死者，我问他“没死人吗？”他说“有，在现场看到了，不用拍，拍了也不会用，因为如果用了，读者会抗议”；但是几天后，我就在国际版看到非洲一个国家的大屠杀事件，一片的尸体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我问图片编辑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”我说“读者不会抗议吗？”他说：“当然不会了。”

 

（2014年3月25日，马总理宣布飞机落入南印度洋次日，马来西亚英文报纸《STAR》用乘客名字拼写成“MH370”悼念逝者。）